話說玻璃流光溢彩的斑斕歲月

世界最早的玻璃制造者為古埃及人。玻璃的出現與使用在人類的生活里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從4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的遺跡里，都曾有小玻璃珠的出土。

 

公元12世紀，出現了商品玻璃，并開始成為工業材料。18世紀，為適應制望遠鏡的需要，制出光學玻璃。1874年，比利時首先制出平板玻璃。

 

1906年，美國制出平板玻璃引上機，此后，隨著玻璃生產的工業化和規模化，各種用途和各種性能的玻璃相繼問世。現代，玻璃已成為日常生活、生產和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材料。

 

幾百年來，人們一直認為玻璃是綠色的，是無法改變的。后來發現綠色來自原料中少量的鐵，二價鐵的化合物使得玻璃顯綠色。在加入二氧化錳以后，原來的二價鐵變成三價鐵顯黃色，而四價錳被還原成三價錳呈紫色。

 

中國古代是否自行制作過玻璃，人們曾有過不同看法。過去，科技、考古、歷史界曾流行一種“玻璃外來說”。后來，隨著考古發掘的展開，戰國時期的玻璃制品大量出土，科技工作者對這些制品用現代檢測手段作了分析，為我們進一步探討我國古代玻璃的源流及制作工藝等提供了重要依據。

 

從化驗結果來看，我國古代玻璃是鉛鋇玻璃，這與西方鈉鈣玻璃有明顯區別。從出土的玻璃器形制來看，它們富有中國特色。尤其是在湖南省一些古墓中出土的大量戰國、西漢時的玻璃器，在質料上大都屬于鉛鋇玻璃，在形制上則主要是一些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禮器、印章和器皿等，并且上面有中國民族裝飾特點的紋飾及圖案，這令人信服地證明這種玻璃品種是我國先民獨創并自行發展起來的。

 

我們知道，鉛基玻璃的基本助熔劑是PbO，PbO與石英一起熔煉，在900℃左右便可以生成玻璃。PbO可以通過焙燒鉛礦石得到。我國的鉛礦石主要是方鉛礦（PbS），這種方鉛礦常與重晶石共生。重晶石的主要成分是BaSO4。由此，將這種共生礦進行氧化焙燒，所得到的煅礦灰中除PbO外，自然也含有BaO，以它們為原料與石英一起熔煉，得到的就是鉛鋇玻璃。那么，這種鉛鋇玻璃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呢？可以設想，這與古人冶鉛的實踐分不開。鉛在古人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用鉛做成的胡粉在古代是一種化妝品，煉丹術也叫鉛汞之術，這表明鉛對于煉丹家們也至為重要。由此，古人必然很早就重視鉛的冶煉。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是用陶質的坩堝、土釜或平敞的粘土爐子來氧化焙燒方鉛礦以制取鉛的，這樣，當氧化鉛生成后，一旦與陶質堝、釜內壁的粘土成分接觸，只要器壁溫度達到900℃左右，就會在堝、釜壁上生成一層鉛釉。有學者曾就此做過模擬實驗，結果完全證實了這一點（趙匡華，“試探中國傳統玻璃的源流及煉丹術在其間的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年第2期）。由于這種釉潤滑光亮，敲擊脫落后很像玉石，這就給古人以啟示，使他們有意識地嘗試用這種鉛礦煅灰與粘土或石英砂一起熔煉。摸索的結果，他們會發現，用石英砂煉制得到的成品質地潤澤，光潔晶亮，這就得到了正式的原始玻璃配方。不過，用這種方法得到的玻璃因為燒制溫度低，有大量氣泡，且含有鋇，因而透明度是比較差的。

 

傳統玻璃的進一步發展，是無鋇玻璃的出現。從古人的角度來看，既然鉛礦煅灰可以燒制玻璃，他們自然也會嘗試用提純后的金屬鉛去燒煉，這就斷絕了鋇的來路。這種方法煉制出的玻璃由于原料中不再含有鉛礦中附有的眾多雜質，因而更加光潔晶瑩，更像玉石，而且熔煉溫度也有所降低。

 

傳統玻璃的起源與古人的冶鉛實踐有關，但其發展演變則與煉丹家們的活動分不開。早在戰國時期，中國的方士們就流行著“食金飲玉”可以長生的說法，所以煉丹術興起后試煉珠玉（即玻璃）也就成為煉丹家們的活動之一。東漢王充《論衡·率性篇》說：“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又說：“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曾有人懷疑這里的燒煉五石是否意指燒煉玻璃，因為五石是否是指適于煉制玻璃的五種礦石，還不能肯定。但這些記述反映了道士們燒煉珠玉的活動，則是無疑的，而燒煉珠玉正是導致玻璃出現的直接來源，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國古代玻璃雖然起源時間很早（考古發掘中已有西周玻璃器出土），但發展緩慢，而且長期保持自己固有的特點，這就是：表面光澤晶潤，“比之真玉，光不殊別”，但透明度差，并且質地“虛脆不貞”（《漢書·西域傳》顏師古注語）。這主要是由于化學成分、燒成溫度這兩個方面的因素決定了我國古玻璃自始至終屬于低溫鉛鋇玻璃的緣故。從主觀方面來講，古玻璃出現以后，成為煉丹術的副產品，被道士們從人工冶煉珠玉的角度出發去總結和實踐，沒有走上獨立發展道路，更談不上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玻璃制作技術來。由于受制作目的和技術的影響，傳統玻璃制品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應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主要局限在禮器、裝飾品以及冒充珍珠、寶石的珠子、戒指等。質地的輕脆易碎以及不耐高溫，使得它很少被用作飲食器。透明度差，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制作光學玻璃了。

 

由于傳統玻璃的這些局限，西方玻璃傳入我國后，引起人們極大驚異，學者們視其為奇物異寶而加以記載。《漢書·西域傳》記載說：“臨賓國……出珠、珊瑚、虎魄、璧流離。”臨賓國位于今阿富汗一帶，璧流離指的就是玻璃。李志超認為該詞對應于拉丁語vitrum，是音譯加上了意譯的結果。李志超并且指出：古籍中對于vitrum的譯法很多，例如《梵書》中的“吠琉璃”、《酉陽雜俎》的“毗琉璃”、《一切經音義》的“髀頭梨”、“頗黎”等，都是vitrum及其派生字的音譯。譯名的多樣化，正說明這類外來品與中國土產玻璃在性狀上差異很大，以致中國人不知道它們是同一類物質，因而對之賦予了多種多樣的名稱。

 

東晉王嘉的《拾遺記》說吳主孫亮用“琉璃”作屏，“甚薄而瑩澈，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于外。”《西京雜記》說漢武帝造神物，“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明洞澈。”這些記載，如果不是夸張之辭，那么文中的“琉璃”必然是從域外傳入的玻璃，否則不會有那樣好的透明效果。文獻中對于西方玻璃的傳入，也常有反映。《藝文類聚》卷八十四“琉璃”條，對之有多處描寫。史書中對域外“火齊珠”（玻璃透鏡）的記載，更是屢見不鮮。古書《梁四公記》則記述了玻璃由海路傳入的具體例子：“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當之不足。”

 

《梁四公記》一書，著者不明，有說為沈約，也有說為張說，總之它反映的是南北朝時期的事情。

 

不但玻璃成品，而且玻璃制作技術也傳了進來。《北史·大月氏傳》記載：“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這是說，玻璃制作技術傳入以后，在中國的國土上也能造出令人嘆為觀止的玻璃來，從此人們對玻璃就不以為奇了。《北史》這段記載，也見于《魏書》，說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代的事，大約發生于5世紀中葉。此外，兩宋時的大食諸國、清代早中期的西歐傳教士都曾將玻璃制作技術傳入我國，對我國的玻璃制造產生了一定影響。由于國外技術的傳入及工匠的努力，我國人民最終還是掌握并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玻璃生產技術。

 

而今，玻璃已經成為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無時無刻都在享受著玻璃帶來的光明、溫暖的幸福生活。

來源：中健玻璃 | 如意